南海仲裁案背后的经济学逻辑：真正的战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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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分析员蒂莫西·希思的署名文章，标题为《南海争端是美中争夺优势地位的征兆》。文章说，在网络、贸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结盟活动等诸多问题上，美中两国争执不下，而南海争端成为美中诸多争端中最突出的一个。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美中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其主要驱动力就是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很有可能仍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这将使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更为接近。西方工业国家占全球GDP的比例将萎缩，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可能扩大。

　　美国如果不能以其经济充满活力的证据予以补充，美国实力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的停滞不前以及美国公众对全球贸易协定的不安情绪都是不祥之兆。

　　海牙国际法庭对南海领土仲裁做出裁决，而这只不过是美国导演的另一场货币战争而已，正如2012年中日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一样。

　　2012年之前，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美元储备大国，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无法忍受美国多次宽松货币，使得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同时每年向美国进贡无数的铸币税，终于下定决心组建一个货币联盟，成立一个亚元，组建东亚自贸区。

　　日本不但和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日本央行还准备购入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一旦日本央行储备人民币，这将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历史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

　　一旦世界上第一外汇储备国中国、第二外汇储备国日本，互相成为储备货币，那么必然大大降低美元的储备比重，那接下来美元在国际上将受到最重大的打击。

　　美国当时处于次贷危机后的紧急状态中，如果中、日两大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抛售美元债券，美国必然爆发新的一次危机，而且因为中日货币互为储备货币，美国还无法通过印刷钞票来偿还所欠中日的庞大债务。

　　美国于是就采取了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来瓦解中日货币联盟，瓦解东亚自贸区。结果中国和日本在领土争端面前，谁也不会退让，于是中日货币联盟和东亚自贸区也就不了了之。

　　南海冲突意在瓦解人民币东盟国际化之路？

　　美国用了最险恶的一招，也最见效的一招，瓦解了东亚的联盟，重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捍卫了美元的霸权。通过领土争端，是瓦解中国和周边国家结盟的最好方法。

　　在东亚自贸区被瓦解后，中国的战略转向了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因为东盟是中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中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有二，一是东亚，二是东盟。

　　而且这几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每年以百分之几百的速度增长，从过去年贸易额几百亿美元不到，发展到现在几千亿美元，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太大了，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将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

　　一旦中国的人民币在东盟国际化成功，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将东南亚纳入人民币的范围，这是美国非常害怕的事情。

　　为了瓦解中国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成功，美国又用了瓦解中国和日本的套路，挑起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只要中国和这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越来越激烈，或发生一场战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货币联盟、贸易联盟也就瓦解了。

　　这一招对于中国屡试不爽，对于亚洲国家也是屡试不爽，只要涉及到领土争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妥协、退让，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主权。


　　李稻葵：中美之间真正的竞争在经济而不是南海

　　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体都面临着乱象与危机。

　　本质上讲，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这一场竞赛的胜者将会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本世纪世界文明的领导者。

　　中美尤其如此。

　　中美真正的竞争不在南海、不在人民币国际化、不在TPP，而在于谁能通过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

　　美国当前乱象纷繁：总统大选异常噪杂，街头和校园的群体性抗争不断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必须建立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社会群体。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华尔街，贡献更多的税收。

　　美国联邦政府75%的税源来自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恰恰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是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华尔街大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资本增值，其税率仅为15%。与之相对，劳动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动辄25%~30%，甚至更高，这显然是引发社会民众广泛不满的直接原因。

　　在崇尚高度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美国社会，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另一方面，却是流落街头、失去亲情呵护和社会安抚的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他们长期酗酒、吸毒，难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业所设置的验血要求。

　　政府必须承担起安抚医治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美国的根本优势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竞选的选情再闹、民众的抗议再广，一旦司法机构介入，社会各界基本是认同法院的判断的，这是美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几乎相反，那就是超额福利，政府财政支出一般占到GDP的40%左右，而政府开支的一半是用于社会福利。欧洲的主体，除德国之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德国之所以今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仍然坚如磐石，根本原因是上个世纪90年总理施罗德所推行的一揽子式的社会福利改革。

　　美国今天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缓解社会矛盾。反观中国自己，也有矛盾，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新思路。这套新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这一点美国是老师。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舆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

　　第三，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约束、被激励的执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师。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讲理想”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精英；反过来，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有理想、受约束、被激励并不矛盾。

　　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将没有任何悬念地实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也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华文明的号召力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再上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