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专家：经济或两年内触底 存很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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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锦在上文中表示，我国经济增长已非常接近底部，正处在压力和困难较大，同时已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V型或U型反转，而是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进入L型的下边，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实现这一平衡，将取决于三个条件，即高投资触底、去产能到位和新动力(310328,基金吧)(310328,基金吧)形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底部现已初步建立起来，这个底部首先基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结构变动的潜力很大。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正在持续推进。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潜力、发展态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来看，中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增长的条件。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对本报记者称，中国经济或在两年内触底，但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比如人均GDP还较低，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处于高位，经济体量越大，保持高速运行的困难也越大。

　　稳增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张立群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最近几年稳增长政策的经济效果逐步显现，“长短结合”的模式更注重政策可持续性，既利当前，更重长远。目前就业形势、居民收入、消费都保持总体稳定，这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已经非常明显。稳增长政策对促进消费、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振兴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这都会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

　　张立群分析，新型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正在逐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强化，对城市群整体配套水平提高，对中小城市产城融合水平的提高、人气度提高都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的政策把去库存、补短板和新型城镇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必然会不断化解既有矛盾，促进城镇化健康推进，促进其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

　　张立群认为，中国城镇化推进对房地产的发展有基础性的支持作用。过去房地产的发展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发展空间狭窄，大城市买房需求旺盛的同时，拿地的困难也比较突出。今年以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联合发展，房地产市场不仅在一线城市和热点的二线城市比较活跃，特大城市、中心城市附近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也在提高，比如廊坊、燕郊、保定等地的房地产市场都有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房地产逐步从低谷中走出来，销售和投资都在好转。

　　胡迟也表示，稳增长与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0%，PPI今年以来持续收窄，企业利润在增加、成本在降低、效益在改善。这说明去产能、降成本、调结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红利将持续释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还有很多潜力，部分改革的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当农村土地改革、城镇化、国企改革等改革的红利持续释放出来，必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动力。

　　徐洪才表示，放活土地经营权，进一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土地流转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同时还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的土地市场的开放，使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到农村去，和土地、资源相结合，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强，将产生很大的增长动力。

　　刘世锦也在文章中表示，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徐洪才对本报称，独具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或许会成为经济回暖的突破口。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近日来国家层面的国企改革动向频繁。经济发展的重点突破应是国有企业的创新，要加大国有企业的创新力度。新常态下，国企需挑起创新驱动的“大梁”。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集团层面的重组、内部激励等举措，将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解放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