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风险”漫谈

　　美联储议息会议日前决定对加息按兵不动，且相关言论不再有明显“鹰派”倾向。对此，市场多评价为“符合预期”。

　　事实上，有关美联储加息一事，市场最初开始关注还是在2014年10月下旬，彼时，美联储宣布削减最后的购债规模150亿美元，并从当年11月起结束第三次量化宽松（QE3）。

　　再往前追溯到2012年9月，美联储决定实施每月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并维持几乎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政策水平，以刺激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这就是QE的开端。一年多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步改善，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逐步缩减购买资产的债券规模。而无论如何，这一系列的量化宽松政策，从头到尾已维持了整整两年之久。

　　可以说，美联储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市场绝大多数事物产生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做黄金、期货、外汇等投资投机的个人或金融机构，接着就是做债券交易的机构，其次影响到的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厂商或相关企业，最后还会影响到股票投资者以及海外旅游、留学的广大人群。这也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或者紧缩举动，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对不同的经济主体而言，不管美元朝着什么方向运行，不同人都会受到某种不利冲击。同时，也会有一些经济对象从中获益。那么，出于趋利避害的正常考虑，大家都想要尽可能早地对相关风险进行回避或对冲。这正是全世界都关注美联储官员言论的理由所在。

　　简单解释就是，如果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经济需要刺激，货币需要加大投放；接下来货币充裕了，利率降低了，经济生产活动的成本回落，就业等形势就有望好转。但另一方面，美国市场金融产品的利率或收益率降低了，部分原本投资在该国的资金，就会出境去到收益更高的地方，比如中国等新兴市场，这也会给海外“非美”国家及地区的经济与货币造成影响。

　　具体来说，这些从美国“舶来”的流动性，会推高当地股市、楼市价格。当然，前提是该地区没有实施紧缩对冲政策。

　　从时间轴上看，2012年9月至2014年年末，我国经济增速约在7.8%至7.3%之间徘徊。在美国实施QE前的2012年6月开始，中国央行第一次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美国QE结束为止，一共降准三次合计0.75个百分点；在几乎一致的区间内，中国四次调低了法定存贷款基准利率合计2个百分点。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经济低迷需要刺激的同时，中国也处于同样的境况之中。而且，包括日本、欧洲等在内的地区，也都是“手牵手”走在货币宽松的阳关大道上。

　　这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别的国家或地区在输出流动性，而你却维持原样，就意味着本国的财富可能被人攫取；同时一旦别国盈利后突然撤出资本，又将带来本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所以说，纵观世界金融、经济等的危机史后人们发现，“不跟着一起疯狂”其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

　　顺便插一句，我当年拜访《疯狂的信用》（Mad Credit）一书作者予龙，他就根据自己在华尔街亲历次贷危机与金融风暴后的感想，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过，美国的经济却似乎要比其他国家先“复苏”了。当20个月前美国退出QE时，全球就已经开始琢磨“美国什么时候会加息”。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加息，那么全球以美元计价或比价的大宗商品、黄金原油、外汇债券等，都将直接间接受到与此前相反的影响。此前是美国制造过剩流动性，而今后可能是美国收缩流动性，提高市场利率水平，这可能会吸引其他利率水平更低地区的资金，蜂拥来到美国市场。

　　那不啻于是对非美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巨大打击。因此，当2015年全年市场都沉浸在对美联储何时加息的猜测中时，最终这只靴子在12月份落地了。

　　与去年6月的状况类似，今年刚结束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相关重要人物表态的转变，或预示着2016年剩下的时间里只会有一次加息的可能性。

　　今年4月9日，我聆听了兴业证券(601377,股吧)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关于美联储加息的判断。他说：“在今年4月底及6月、7月、9月、11月和12月的几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加息概率最高的或在12月。6月加息概率在28%左右，4月份则没有加息可能。”

　　这28%的概率目前来看已经成为“Zero”。如果张忆东预判今年美联储加息时间会出现在12月的话，那我结合某港股地产公司副总裁在一次楼市主题演讲上的分析，作出了我自己的综合判断——可能在2017年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将出现阶段性底部。也就是说，未来的一年内，市场仍将充满较大的动荡与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