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走出军人干政的民族

　　本文作者为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土耳其研究专家。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盘古智库”。阅读该账号更多文章，点击作者头像关注，并在华尔街见闻app“订阅频道”中查看。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我很及时地跟踪了土耳其刚刚发生的军人政变，并与土耳其的多位朋友通话了解当地情况，之后通过互联网上的滚动消息保持了关注。说实话，这次政变之发生，于我没有太大的意外。一个是多年来对土军方保持关注和研究，了解土耳其自1960年代以来的军人干政传统，更了解土耳其的“尚武”传统；此外，本世纪以来，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比较严重，也零星地从土耳其朋友处听到宁愿希望军人出来干预现在政治进程的声音——虽然并不多。

　　因为目前知道的信息并不完整，我从现实到历史简单谈一下。

　　首先最容易发现的是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蹊跷”。现在我们知道，政变未遂，说明其组织力和行动力不行。军人没有在第一时间抓住要人，就很难有胜算。总统埃尔多安也在第一时间通过facetime联线，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号召民众上街、去广场、机场阻止军人，总理耶尔德勒姆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这倒看起来很成功。支持埃尔多安的民众很快就包围了军人。毕竟，小规模的军人政变并不以人民为敌。其实，历史上军人政变通常是先占领电视台，发表声明，掌握舆论，再组织政权。这次军人也是占领了土耳其国家台TRT，但没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

　　这说明时代变了，通讯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变了，埃尔多安这样的领导人可谓掌握了这一点，完全不落伍。如果再回想一下“阿拉伯之春”过程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其次，政变是谁做的？通过埃尔多安的手机讲话，可以听得出来，他肯定了是居兰势力（Gulenists，在土现在被称为居兰恐怖组织或平行结构）所为，是军内居兰集团策划的。土耳其至少从2013年以来就在对付身处美国领导着一场全球性宗教运动的居兰及其势力。这个集团在土耳其的影响已经达到令政府恐惧的程度。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它的报道，几乎完全都是负面的。很难想象，居兰集团与埃尔多安集团曾经友好合作过。而居兰集团现在成了埃尔多安集团的头号敌人。我的土耳其朋友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说，有土国人对此次军事政变的起因有怀疑，说很可能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其目的就是要抓军内的居兰分子，并帮助埃尔多安推动其政治图谋。

　　小贴士

　　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居兰运动在谱系上属于主张公民伊斯兰的“努尔库运动”，创立者为伊斯兰教育学者法图拉·居兰。上世纪70年代，居兰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宗教团体，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上世纪90年代，居兰运动开始在中亚国家开设国际学校，影响力扩散至国外。居兰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土耳其世俗势力的担忧，1998年土耳其法院指控居兰企图“通过伪装的民主和温和的假象颠覆世俗制度”。据此，居兰被缺席审判有罪。后来，居兰以身体不适为由赴美就医，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2002年上台之后，同样因为带有“伊斯兰主义”而饱受军方压力的埃尔多安便选择了与居兰及其追随者结盟。不过，正发党和居兰运动在内政、外交上的分歧也不断增多，并最终分道扬镳。土耳其政府用立法手段认定“居兰运动”为恐怖组织，要求美国遣返居兰，甚至派律师赴美起诉居兰。

　　再次，政变失利将加速埃尔多安主导的政治进程。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内民众中的支持率很高，而且过去这段时期的历次危机（尤其是过去一年来的多次恐怖袭击）都提高了他的支持率。埃尔多安想的是改变土耳其的体制，想制定新的宪法，搞总统集权。他在国内的阻力也很大，尤其是有很多反对党在搞拖延战术。不管怎样，这次政变平息后，军方很可能会有洗牌，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会蹿升，他渴望的政治进程会加速。凯末尔主义将更快地向埃尔多安主义转型。

　　最后，再说一下土耳其军方的历史地位。至少从1960年代以来，土耳其军方搞过四次成功的军人政变，并推动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最近的一次对政治的较为明显的干预，是2007年居尔要参与总统选举。居尔现在已经退了，今天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劝军人回到军营去（Kışlanıza çekilin）。但在当时他出身于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夫人也戴头巾，土军方很担心世俗主义受到威胁，曾在午夜的时候在网站上发备忘录提醒政客们军人对世俗主义的坚决态度。不过，军方最终并没有实际进行干预，居尔在第二次选举中顺利当选为土耳其第十一任总统。在这之后，土耳其军方陷入多起政变指控，大量在职和退休的军方人员被逮捕，但最近这段时期又把之前的这些案子推翻了，说是居兰集团搞得阴谋，栽赃军方，以此为军人正名，同时打压所谓的居兰集团。

　　可以看得出来，埃尔多安集团对土耳其军方的掌控整体上是比较牢固的。

　　在土耳其，过去的军人政变都有比较强的民意支持，因为政变往往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人民渴望秩序与稳定。但自1997年的“后现代”军人干政以来，土耳其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已是今非昔比，即使是正发党的反对力量也不愿意看到军队出面干预政治，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需要常规的文官体制来承担起捍卫民主与世俗主义的重任，而不再是让军队来干预。看一看今天在土耳其的不同派别、政要纷纷及时发表声明反对军人干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丘吉尔曾说：“敢于抛弃其英雄人物的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当土耳其的民主政治进程不再需要军队来干预的时候，这说明其民主制的运作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它可以“抛弃”曾经“拯救”过它的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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