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原标题：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要素收益与贸易强国道路”课题组
中国出口导向政策推动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从1995年的2808.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671.2亿美元，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进展缓慢，要素市场分割严重，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存在严重扭曲。中国要素市场改革和出口导向战略扭曲了国内要素市场，使要素的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形成了特殊的贸易发展模式。
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
作为一种市场失灵下的经济现象，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形成是经济改革转型一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体制性因素所决定的。
1.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成因
要素价格扭曲由多种原因引起。第一，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是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科尔奈（Kornai，1980)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研究指出，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或解救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往往实施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措施，而这种措施又会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和经济低效率。第二，市场分割。托宾（Tobin，1972）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认为市场分割形成要素流动的壁垒，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导致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出清价格。狄更斯和郎（Dickens和Lang，1988)从实证角度证明,确实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而且一些非经济壁垒因素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工资水平出现差异的关键。第三，工会影响力。德菲纳（Defina，1983)认为，工会的存在使得工资的实际水平高于完全竞争的均衡水平，工会的势力越强，对劳动市场扭曲的影响越大。费舍尔和瓦舍克（Fisher和Waschik，2000)实证分析加拿大工会影响力导致的福利损失发现，如果工会没有谈判能力，将使总就业提高近2.6个百分点。但在工会势力的影响下，工人工资高于竞争性水平，造成不少于GDP总量0.04个百分点的净福利损失，还将导致工会人员的收入降低1.5个百分点，使非工会人员收入提高0.67个百分点。
中国要素市场广泛存在内生性扭曲和政策引致性扭曲。中国重工(601989,股吧)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的要素扭曲分配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垄断和利益集团导致之后要素市场的改革进展缓慢，是中国目前要素价格扭曲的最初的根本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国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在落后的工业条件下违背中国比较优势建立的重工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为此，中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人为扭曲要素价格，对经济资源进行计划配置和管理，以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主要包括在资金配置上，建立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分配到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和产业；在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保护性关税等。林毅夫等（1994）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称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
中国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要素市场的分割普遍存在，而且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要素。非国有经济部门比国有经济部门获得资本要素的成本较高，所以非国有经济部门中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扭曲程度相对较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比国有经济部门要高。姆拉卡米（Murakami，1994）等以服装企业为样本，分别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配置效率差异明显，相对于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配置效率是最低的，对劳动力的过多分配分别达到42%和43%；其次是普通乡镇企业和联营企业，对劳动力的过多分配分别为16%和4%。谢和克列诺（Hsieh和Klenow，2009)利用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和资本市场存在扭曲，这种扭曲降低了企业效率。如果中国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率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30%至50%。
金融抑制是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一种重要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低利率体系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资金；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等垄断力量依然存在，资金的配置通常服务于国家政策的需要，而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考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支持，而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却面临种种约束，这种扭曲的资本配置，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艾伦（Allen,2005）等指出，中国在支持经济增长放慢，金融体系中最成功的不是银行部门或金融市场，而是一个由其他融资渠道构成的部门，如非正规金融、自筹资金和商业信贷，以及企业、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些金融渠道依靠不同的治理机制，如产品和原料市场的竞争、信托、声誉和人脉。中国的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低50%到100%（卢峰、姚洋，2004）。加诺特（Garnaut, 2000）等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要素的价格，非国有经济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不到20%，但对中国 GDP 的贡献超过 70%，贷款的 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经济转型过程中，庞大的国有经济通过金融压抑、歧视和效率误配的途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刘瑞明，2011）。
2.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下的贸易特征
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扩大了其使用者的收益，有助于刺激投资，而且低廉的要素价格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张曙光、程炼，2010）。张杰、周晓艳、郑文平（2011）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都有激励作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两类企业出口的总体动机都相对增强。踪家峰、杨琦（2013）利用中国省级行业数据实证分析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指出，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形效应，而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耿伟（2013）实证分析指出，要素价格扭曲总体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多元化水平，特别是产品多样化水平，这一促进作用对新出口企业、私营企业、大规模企业、政府补贴企业作用更为显著。但是，要素价格扭曲将国内生产要素应得收益通过低价出口形式转移给了国外消费者（施炳展、冼国明，2012）。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
第一，从变化趋势来看，三要素价格扭曲的变化在数值上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整个考察区间，要素边际收益的增长速度快于要素的成本。
第二，从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不断扩大，而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大于国有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资金利用效率较低的结果。国有企业劳动在样本区间内均呈现负向扭曲，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工资相对较高，同时还承担着部分社会责任，经常要根据地方政府下达的指标安置转业、退伍军人，使其经常处于人员过剩的情况，大幅度降低了劳动效率。考虑风险的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均小于10，大幅度低于已有文献测算的资本的扭曲程度，较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外商投资企业能源价格呈现负向扭曲，且在数值上大幅度小于国有企业。
第三，从要素整体的价格扭曲情况来看，全部企业要素整体的价格均被负向扭曲，且扭曲程度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外商投资企业的要素整体扭曲，除了“外资Ⅱ”1998年度出现小幅正向扭曲外，其他年度均为负向扭曲。
值得指出的是，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最低，能源价格的正向扭曲程度大幅度高于全部企业及国有企业。尽管中国的能源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但是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获取能源的可能性和价格相差无几。外商投资企业能源的边际收益如此之低，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其技术水平下，相对于其他要素，更多地投入能源。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原理下，要素的边际收益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尽管多数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避难所”（李小平、卢现祥，2010年；唐杰英，2012），但逐利的本质决定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则较宽松的中国后，可能降低环保和能耗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
要素扭曲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是中国出口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既说明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也为我们分析贸易发展的宏观经济效益提供了依据。
研究显示，从要素整体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来看，在控制了行业差异及汇率的影响后，要素扭曲对企业出口具有正向效应，即要素扭曲数值的增加促进了出口贸易，符合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按两种方法计算能源消耗的要素扭曲对出口的影响相似，这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分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要素扭曲对出口的正向效应大幅度低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有较高的垄断力量，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其出口的动机不强。实际上，国有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较低。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仅为14.8%。第二，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大多为能源、资源、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并不是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扭曲对出口的影响来看，三种要素的扭曲程度对企业整体出口均具有正向效应。在国有Ⅰ和国有Ⅱ、外资Ⅰ和外资Ⅱ模型中，三种要素及其二次项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系数的符号均相同，说明按两种方法计算能源消耗的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种要素扭曲程度对出口的影响相似，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对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有所不同。第一，劳动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出口的正向效应大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在考察区间均为负的，处于劳动成本高于边际收益的低效率状态。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劳动的收益成本之比更接近最优水平和效率的提高。而且，中国目前出口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效率的提高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等有较高的要求，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主要来自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促进进口。而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在考察区间均为正，相对于国有企业，劳动价格扭曲程度提高对出口影响的边际效应相对较低。
第二，资本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不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效应。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通常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其收益更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垄断力量的增强，从国内市场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会削弱出口的动机和竞争力，从而对出口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重化工业热”，“国进民退”备受诟病。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用来出口，资本扭曲数值的提高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空间的扩大。这将增强出口的动机和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
第三，能源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出口具有负向效应，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则具有正向效应。能源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大多为能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企业，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深化以及能源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但能源密集型行业目前并不是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而且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有较强的垄断力量，这些行业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盈利能力强，但会削弱其出口的动力。而外商投资企业能源价格扭曲的程度大于0小于1，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意味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出口。
汇率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的影响不同。在要素整体价格扭曲和三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的影响模型中，汇率的系数符号均相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汇率对全部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具有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影响。这偏离主流的理论逻辑，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工贸易的大量存在，而汇率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要主体，国有企业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且其贸易方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张伯伟、田朔（2014）用2000—2011年中国和147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效应。实际上，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同时出口水平持续上涨。这一实证结果较为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研究结论对中国现实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第一，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中国要素价格扭曲是目前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这种以引进外资为基石的出口导向政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扭曲，使得应由劳动力、能源等要素获取的受益转移给了跨国公司、外国消费者等，在促进出口快速增长、实现贸易规模全球第一的同时，也导致中国贸易一直处于低收益的状态。而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的日益凸现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中国目前高度依赖要素价格扭曲的出口增长模式必然难以为继。中国应从品牌文化、创新等方面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少对低成本、低价格、数量扩张的贸易增长模式的依赖，提高贸易收益，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加快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建设，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割断是劳动力城乡、跨省市流动的主要障碍，也是城乡、区域工资差别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进城打工，由于户籍不在所在地，不仅实际领取的工资相对较低，而且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同时，社会保障的区域割断，也影响了高级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中国应促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消除劳动力城乡、跨区域流动的各种壁垒，减少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用人干预，提高企业用人自由度，促进劳动资源有效配置，在合理化劳动所得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率。
第三，完善环境规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在贸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国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快速增加，CO2排放在2009年达到68.77亿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IEA，2011）。国内的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不断加剧、环境条件持续恶化，在国际上面临的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是中国能源消耗最为重要的部门。中国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完善环境规制，构建考虑环境影响的能源要素定价机制，促进排放成本内部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条件。
（本文执笔：唐杰英。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重大项目最终成果，课题负责人：张幼文。课题组成员：黄鹏、刘东旭、周琢、薛安伟、马飒、胡大龙、陈钧浩、黎峰、唐杰英、张磊、周大鹏、金芳、李??、黄烨菁、沈玉良、彭宇、徐美娜、王中美、吴雪明、李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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