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平台上形成针对 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行动

　　张礼卿：流入国和流出国需共担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礼卿指出，希望在G20的平台上形成一个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行动。

　　张礼卿说，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国际资本大规模地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一般来说分成两类观点，一类是“拉进”，这是国内市场造成的；一类是“推进”，是国际市场造成的。大量的文献表明，在过去的历次经济危机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关键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这个过程又在一定程度上重现。

　　而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国家，要如何来应对？IMF提出了四个建议：实施财政货币政策、本币升值、加快红色市场的监管、必要的时候资本管制。

　　张礼卿认为，这些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完全有效，有的措施还有很高的成本，比如说货币升值有很高的成本，资本管制其实也有很高的成本，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时效果并不明显。

　　张礼卿表示，希望在G20的平台上形成一个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行动。具体而言，一方面对全球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另一方面管理需要资本流出国、流入国共同参与，共同承担责任。

　　张礼卿建议，在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上，将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可以作为全球金融构架这个小组的议题的一个内容，也可以作为单独内容。

　　张礼卿认为，这至少应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充分认识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利影响，是来自于市场不完全、市场的失灵，这种市场失灵需要监管。

　　第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产生的影响，应该加强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协调。

　　第三，应积极研究实施托宾税，以及其他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在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姚余栋：当前M2增速放缓缘于全球流动性不足

　　“全球的流动性是一个循环，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种全球流动性的冬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目前，我们正处于全球M2增速放缓的时期，流动性问题影响全球通缩，全球流动性的循环带来的流动性缺乏，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姚余栋认为,全球流动性的不足是M2增速放缓的原因。他认为，全球通缩有流动性循环的原因，思考加强全球流动性的对策，对未来的资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姚余栋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M2增速放缓的时期，从全球的测数来看，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都有可能下降，从基础货币的情况来看四大储备货币发行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情况，四个央行在近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货币下降，资产负债表收缩至少达到了40%，很多发行国央行不再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货币来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全球M2增速的放缓。

　　从现象出发，姚余栋根据自己的模型框架，对其原因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当前M2增速放缓的原因在于全球流动性的不足。

　　姚余栋认为不仅像美国这样的先进经济体需要流动性，新兴市场同样需要流动性，两相博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主要货币——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央行不再能提供流动性，而弱国也不提升流动性，人们不再愿意对冲任何流动性风险，这就会造成严重问题。由于没有足够的全球流动性，在全球通缩和停滞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流动性的短缺也会成为全球资产短缺的原因。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姚余栋认为，美联储开始另一轮量化宽松（借以提供一些流动性）是有很大可能的，但并不能将这看作一个解决方案。姚余栋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允许人民币来作为其中一个货币，连同美元、英镑、日元和欧元一起，用更多的钱来加强全球经济所需要的流动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换方案”。

　　魏本华：用“联合合作”构建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网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魏本华提出了“联合合作”的观点。“联合合作”就是要协调各个地区安全网进行合作，并且协调全球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机构进行合作。

　　“就监管领域而言，例如AMRO（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并没有把它的监控协议发布出来，但如果升级了国际机构的联系之后，彼此间的监控协议就可以分享。这是一种进步，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魏本华解释称，“但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连接性的问题。”所谓连接性，是指不同金融组织的机构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项目连接时，必须要具备某种类型的连接性。

　　此外，不同的金融组织及其机构在国家政策和金融政策上也会存在不同，AMRO和IMF在联合合作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魏本华指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IMF需要做更多工作。

　　在构建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网、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上，魏本华提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他认为以AMRO为例，AMRO的成员需要继续提升自身的金融价值，他指出，欧洲的金融安全网（欧洲稳定机制，ESM），其背后可能有着近6000亿欧元的强大金融力量作支撑，而相比之下，AMRO不过只有2400亿美元，提升这一机制的价值是应有之义。

　　其次，建议不仅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IMF份额，还应试着提升它们的总投票权。

　　最后，需要更多关注特别提款权问题。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一种“纸黄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特别提款的增加会使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储备，这对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很有帮助。

　　陈兴动：中国应对资本外流需更加开放资本市场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中国应对资本流出，一方面要适当从严管理，另一方面要更加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

　　陈兴动指出，目前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失序。

　　他近期去美国和澳大利亚考察发现，不论是最活跃的对冲基金，还是从事长期投资的保险基金、养老基金以及产业基金等，对形势的认识都非常不清楚，不知道究竟该往哪里投。它们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债券市场。

　　导致基金公司出现投资方向“混沌”的原因，就是对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资本流动方向难以做出判断。

　　陈兴动也对中国“8·11”汇改后的资本流动情况和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表示，按照2013年以前的情况，中国每年通过贸易盈余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结构性投资流入的资金，正常情况下应有1.7万亿美元增加至外汇储备，或者增加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非官方储备中。但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出现流出。

　　流出的渠道，按照央行的说法，贸易项下的，因为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出口商不愿结汇，进口商提前付汇；其次是各企业提前偿付外债。此外，还有部分热钱的流出，以及一些钱去外面搞投资、移民等。

　　对此，他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中国应要求企业恢复正常的结售汇状态。第二，严格控制资金外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适当的严格资本管理。第三，更加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要打开，要让钱能够进来。

　　黄海洲：应努力提升国际合作，创造国际需求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指出，当前流动性出现了问题，我国或多或少进入了全球陷阱，“要逃出当前的陷阱，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两件事，有一套政策解决国内的担心，另外一套政策解决国际的担心”。

　　黄海洲分析逃出全球陷阱离不开对国内、国际两个维度的关切，并认为国际维度的协调要解决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问题，他表示G20和IMF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成员的协调与合作。

　　以史为鉴，黄海洲称，在国际上我们需要一种协调，如同当今的G20，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需要参与到游戏中来，参与到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中来，他相信，未来像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将在G20的平台上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在当下，各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情况也更加困难，即使有强大的央行也不应自己大包大揽，此时，一种协调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解决自身供给方的问题外，也需解决需求方的问题。各国在拥有强大财政力量的前提下，应努力提升彼此的合作方法，创造国际需求，重启国际引擎。

　　在谈到G20这一机制是否有效、IMF是否可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真正的组织者时，黄海洲指出，要想真正获得一种国际维度的协调，离不开一些关键的新兴市场和关键的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合作，而G20正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