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把脉”中国经济 “硬化”国企预算约束 人民币汇率正变得灵活与市场化
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戴维·利普顿表示，未来应使国有企业的管理服从治理结构：当国有企业在贷款或者执行项目时，国有企业需要对资金的使用承担责任。唯有如此，国有企业的贷款资金、发债资金等才能有效使用。
本报记者 杨志锦 北京报道“经济增长适度放缓是中国必要转型的自然结果。宏观政策应当与下述目标相一致，即在近期内降低脆弱性，并使经济增长率稳定在可持续的水平，即至2017年为6%左右。”6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在北京表示。
戴维·利普顿是在结束对中国2016年第四条磋商访问时发表上述观点。磋商访问期间，戴维·利普顿会晤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央行行长周小川、中财办主任刘鹤、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中国高层财经官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期与成员国进行磋商，以监督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
戴维·利普顿认为，中国企业债务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信贷快速增长、结构性产能过剩给中国中期(000996,股吧)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这些是中国经济现存的脆弱性。他建议，应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以解决企业债务过高的问题。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人民币汇率正变得更加灵活和市场化，并且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大体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点是IMF第四条磋商访问团的初步观点，并不代表IMF执董会。而这些观点将提交IMF执董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硬化国企预算约束
戴维·利普顿认为，中国债务的水平比较高，整体的债务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25%。其中，政府、家庭两个部门债务水平不高，企业部门的债务较高。
据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等编著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2014年金融机构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18.4%、36%、58%、149.1%。显然，四部门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最高的。
“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 戴维·利普顿表示。
他建议，中国需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由于对利率不敏感，包括融资平台在内的国有企业不断从金融市场融资，甚至借入高息债务。但这些资金并未投向实体经济，而是用于“借新还旧”，由此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此外，预算软约束单位的这一举措也推升了企业债务水平。
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戴维·利普顿表示，未来应使国有企业的管理服从治理结构：当国有企业在贷款或者执行项目时，国有企业需要对资金的使用承担责任。唯有如此，国有企业的贷款资金、发债资金等才能有效使用。
“考虑到中国现在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戴维·利普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戴维·利普顿也提醒，中国国有企业既承担了公共职能，也承担了企业的职能。因此，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非常复杂，并非一夜之功。
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大体一致“继去年调整以来，人民币汇率正变得更加灵活和市场化。代表团鼓励当局继续推进这一过程，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实现汇率有效浮动。”戴维·利普顿表示。
去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具体而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Wind数据显示，去年8月11日至今年5月14日，人民币中间价已贬值5.60%。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既反映了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又反映了市场供求状况。
“尽管中国的外部顺差仍略强于中期经济基本面对应的水平，但经评估，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大体一致，这与我们在去年第四条磋商中所作评估类似。” 戴维·利普顿6月14日表示。
IMF去年5月底发布的2015年度第四条磋商报告称，人民币在过去12个月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中国过去几年间在减少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积累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由于多年“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并在2014年6月达到3.99万亿美元的峰值。此后，中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打破， 外汇储备进入下行通道。
外管局数据则显示，201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330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3.9%降至2015年的3%。
“国际收支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外汇储备已经从峰值的3.99万亿美元降至现在的3.2万亿美元，意味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双顺差“走向了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