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经济理论陷入萧条(社论)

　　上周，美联储召开了一次务实的鸽派议息会议，没有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在0.25%至0.5%。无论是会议纪要，还是升息点阵图，比预期的更温和。

　　耶伦此举，安抚市场之意明显。结合此前日本央行行长和欧洲央行行长的讲话，三大经济体间的货币政策的变调，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共识性，对于缓解当前市场积蓄的信用风险，对于避免风险进一步从商品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

　　全球经济已经构建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浮动汇率制度为纲、资本收益率作为反馈机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要想让经济政策边际递减效应不那么明显，美国必须解决特里芬难题（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就会发生美元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美元荒；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逆差，那么会造成美元泛滥——美元灾），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必须解决米德冲突（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冲突），新兴经济体必须摆脱生产过剩与贫富差距加大的困境。

　　这些难题、冲突,以及困境，自2008年以来，被不断地放大。一开始，以美联储为首的央行冀望通过挣脱货币供给约束，缓慢抬升资本收益率，缓解矛盾；后期，一些国家辅以财政政策，甚至不惜牺牲汇率自由。但是，截至目前，无论是货币体系，还是贸易体系，均遭受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周期进一步紊乱，欧洲二次危机、日本深陷泥潭、原油崩盘、资源国危机显现、通缩恐慌蔓延。

　　更糟糕的是，经济人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措施。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失灵，货币政策的协同性构建成为难题，货币政策规则的重建道路漫长。

　　追根溯源，全球央行之所以大行货币宽松之道，还是陷入了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的窠臼中，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对当下各国政府决策者的影响深入骨髓。

　　这些理论的诞生时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较弱，生产收益率远比资本收益率对经济的影响深刻，主权债务总量的级别低。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华尔街发起新一轮金融创新，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的深刻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用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副主席霍格兰德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怪异的阶段，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面临着考验。”

　　单就一个外汇市场来说，由于美元与其他货币增发量的严重不同步，使得各国在进行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项目政策制定时，缺乏稳定的“锚”，央行的任何一项规则都可能沦为市场的博弈攻击对象，这对于提倡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的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来说，简直是灾难。

　　财政政策呢？这是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杀手锏，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财政政策的弹性极低。美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为减少财政赤字搞两党争斗，欧元区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财政政策之路难通，“欧元区在财政紧缩天花板下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增长中枢，投资能力严重削弱。”至于日本，安倍政府在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上颇费思量，但收效甚微，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局面未改。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其实都是宏观经济理论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积极干预”争论的妥协物。凯恩斯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的有力批判，而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则是对政府角度干预的反思。无论是哪种理论都遭遇过现实的危机，都有时代局限，伴随着一轮轮的增长、衰退、萧条、复苏、繁荣，或登台，或谢幕。

　　对症下药，事半功倍。眼下，为了治理全球经济衰退之病，究竟该用何药，还得找到一个能将各类问题归纳起来的框架，一个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上的萧条，也是全球难以彻底走出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亟待全球有识之士共同破解难题。